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科技部：科技活动评审，请托行为必须严肃惩处！》中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以此为戒、认真吸取教训，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担负起脱贫攻坚重大政治责任，严肃处理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数字脱贫等问题，强化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