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如何与劳动、人社、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需进一步考虑。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

再如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当时让大庆油田的医院剥离给地方，企业、地方政府都没积极性。当时油价高，企业效益好，养个医院不算什么，企业领导和职工看病也方便。但现在，价格产量双下跌，医院的职工又不能降薪，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就显现出来了。

《200亿美元！上海2020年预计吸收外资创历史新高》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中国医科学生表达了对精神专科的负面看法，列举的理由是收入低和职业声望低。他们没有错。中国精神科医生的收入要比其他专科医生少，在公立医院尤其如此。低收入，再加因经常与精神病患打交道受到的“污名化”，让精神科医生成为“地位较低”的职业。因此，中国各地的精神健康诊所和专家十分短缺。报道称，在中国，每10万人配置的精神科医生不到两人，在美国是1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