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太煎熬了！”李明说，不如向组织坦白，或许还能获得从轻处分的机会。

《专访证监会首席律师：证券集体诉讼进展如何?》比如1月2日，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侯红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用了10分钟向全市干部连续提了8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