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因为中国没有区分成人色情和儿童色情，即使有关司法解释对儿童色情规定了低于一般淫秽电子信息的入罪标准，但总的来说，还是会影响打击儿童色情的力度。”苏文颖说。一是执法人员面临大量的网络淫秽、色情信息，很难将执法资源倾斜在打击儿童色情上；二是这类犯罪整体量刑不重，针对儿童色情的犯罪与国外相比处罚较轻。“在很多国家，成人色情不一定违法，但儿童色情却是一道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此外，很多承载此类内容的服务器多在国外，也给执法带来难度，迫切需要更多国际合作。”

现实似乎也是如此，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胡彭辉发表的《2016年北京市就业形势分析与2017年展望》指出，目前北京市在疏解过程中存在“业走人留”问题，释放出数量可观的剩余劳动力，将加大产能过剩行业职工分流安置压力。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相关调查，在计划疏解的批发市场中，超过七成的外来从业人员选择继续漂在北京，愿意迁往京外的比例不足两成。

《联合国秘书长希望2021年成为治愈创伤的一年》但也有一些变通或例外。一般情况下，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不予受理。李莹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被强迫卖淫案，刑事案件开庭时受害方未得到通知，只好另行起诉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她最近刚刚拿到判决，法院酌情认定被告赔偿2万元精神损失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