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如何与劳动、人社、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需进一步考虑。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

李莹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孩子开始不能识别性侵，等时间一长更缺乏证据。“等意识到后向我们求助，但因为证据问题，我们即便知道事情可能是真的，也没办法帮助她。”

《新疆连续7年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没想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1968年夏天，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作协办公的中国文联大楼门前的墙上贴出大字报：“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两天后，林绍纲听说杨朔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