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所在的中心，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在朋友鼓励下报警，并向我们求助，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但她又放弃了”。她认为，不少儿童不敢、不愿说出来，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传统观念、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受害者不止一位，“但她们有很多担心，不敢站出来”。

朱家落“炮弹”的消息很快传遍村里，许多村民纷纷赶来看热闹。有人猜测是烟火，“降落伞起到缓冲作用，做工这么考究，表面刷成军绿色，普通百姓不可能接触这样的东西。”有村民分析说。有人认为是信号弹，可能是有人进山“作业”遇到了麻烦，发信号弹通知同伴。有人认为是人工增雨弹，“这几天不是在下雨吗，应该不需要再增雨了吧。”有村民马上予以否定。得知消息后，该村村委主任俞庆国也赶到现场，“这东西没见过，这种事以后还会不会发生，还是要搞搞明白。”他说。

《2020年全国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3100余起》目前，性侵害案件呈现低龄化特点，低龄儿童不能识别性侵，即使识别但可能提供不了完整的言辞证据，而在猥亵类案中相当一部分不会留下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