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童小军对《财经》记者说,对儿童取证,应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不同情形判断用不同方式。有些性侵案中的孩子不到两岁,不可能用语言交流。“研究发现,9岁-12岁的孩子是性侵儿童案相对集中的年龄段。”但这个年龄段或再大点的孩子,可能遭遇这类事情后不愿说话,想让他说出来也很难。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开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同时,今日头条还表示,“从技术角度看,目前声音信息技术的处理,也远达不到通过麦克风获取个人隐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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