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例如国企改革中厂办大集体和企业办社会遗留的问题。东北三省，国有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比太高，以前是七八成以上，现在还有五六成。

但问题是，通过科技手段收集来的数据，能像传统的问卷调查一样，淡化甚至完全抹去用户的个人信息吗？换言之，大数据时代，我们怎么去确定，这些企业搜集信息的过程中，不会精准定位到个人呢？

《央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评论家黄秋耘写了很多当时看来完全够右派资格的文章，林绍纲至今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叫《刺在哪里》，文辞严厉。但邵荃麟是黄秋耘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期的老领导，对他知根知底，党组会上将他力保了下来，只做留党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