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这一最新司法尝试引起关注。教师、幼儿园工作人员、教练、保安等，这些易于接触儿童职业的从业者和有权威地位的官员、名人等，他们是儿童熟悉又敬畏的人，也是性侵儿童案件常见作案者。儿童因此不敢说、不能说、不愿说。

《脱贫攻坚|山东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刘哲告诉澎湃新闻，据表弟的同宿舍同学讲，平常，表弟一般都是第一个起床去早读的，但事发那天早上，表弟留到最后，“有同学走时，跟他说快迟到了，他说一会就走”。